指尖經緯織乾坤
文\海南日報記者 李夢瑤
編者按
以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黎族傳統(tǒng)紡染織繡技藝生產的紡織物，也就是人們通常簡稱的“黎錦”，無論在什么場合，一經展示，其色彩、圖紋、工藝，總能讓人眼前一亮，嘆為觀止。
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期間，黎錦技藝在論壇主題公園展示。黎錦已連續(xù)多年在年會亮相并作為“國禮”贈予海內外嘉賓。
蹚過了約三千年的歷史長河，黎錦保留了古老的傳統(tǒng)，也煥發(fā)出時尚的魅力。
今天，黎錦在傳承與創(chuàng)新之間，以開放的姿態(tài)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讓我們隨著黎錦的華美經緯一展其絢爛多姿。
黎族服飾。 海南日報記者 陳耿 攝
足尖撐起踞腰織機一端，提綜桿、打緯刀與分經棍翻飛間，一根根彩線往復穿梭。
或濃或淡、或疏或密，原本無序的線條在手經指掛、機杼聲聲中，盡表紛繁紋理與斑斕色彩，也將織錦人的審美意識、生活風貌、文化習俗、宗教信仰與藝術積累一一濃縮。
聽，它們無言，卻又分明回蕩著澎湃的歷史足音，那足音從瓊島黎寨傳來，響徹上下三千年，如云雀之影，穿透云霄。今天，當我們翻開黎錦這本“無字史書”，見到的不僅是中國紡織史上的“活化石”，亦是經緯交錯間的一方乾坤。
纈花黎布 衣被海南
人類文明的黎明時刻，大多庇佑和供養(yǎng)皆源于巖洞、森林和大海。三千多年前，當?shù)谝慌枳逑让穸珊６鴣�，便環(huán)海而居，此后又遷居瓊島腹地，棲身莽莽山林。采野果、獵野味，黎人飲食仰賴山林，衣被同樣如是。
精美的黎錦圖案。 海南日報記者 袁琛 攝
在宋代《太平寰宇記》、元代《文獻通考》和清代《黎歧紀聞》等史料中，均可見海南黎民“績木皮為衣”之記載，其中由清代定安知縣張慶長編纂的《黎歧紀聞》一書便曰：“隆冬時取樹皮捶軟，用以蔽體，夜間即以代被。其樹名加布皮，黎產也�！�
粗纖維的“樹皮布”經浸泡、漂洗、拍打等工序后縫接成衣，而后隨著人類手工技藝的愈發(fā)精細，黎族衣被逐漸邁向“有紡時代”。
1954年，由中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室和廣東省有關部門組成的海南島考古調查工作組，在海南多處黎族聚居地采集到新石器，其中就有古老紡織用具——石紡輪。自2018年對陵水內角遺址進行持續(xù)發(fā)掘以來，考古工作者們也陸續(xù)從該遺址中發(fā)現(xiàn)一批陶制紡輪、骨針。
從石紡輪到陶紡輪，諸如此類的物證“碎片”，拼湊出的正是海南島先民開始從事紡織生產的史實。
地理名著《尚書·禹貢》有云：島夷卉服，厥篚織貝……錫貢。據我國著名人類學家容觀夐教授考證，“卉服”與“織貝”則均指草木植物纖維制成的紡織品。
黎族美孚方言支系的黎錦絣染作品。 陳耿 攝
由《尚書·禹貢》的成書時間倒推，不難發(fā)現(xiàn)：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瓊島黎人所織之物已進貢中原，其工藝水平可見一斑。
那瓊島黎人所用紡織纖維取自何種草木？容觀夐教授認為，其原料包括且不限于木棉、麻類、芭蕉、葛藤、勾芒木。而諸多原料中，又尤以木棉備受青睞。
以木棉花絮織就衣被，蘇東坡謫貶海南時是見過的。他在《書傳》卷五《夏書·禹貢第一》中，便曾為“島夷卉服，厥篚織貝”作注：“南海島夷，績草木為服，如今吉貝、木綿(即木棉)之類，其紋斕斑如貝，故曰織貝。”這一注解與宋蔡沈在《書經集傳》中的記述相呼應：“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
但近年來也有學者認為，吉貝和木棉是兩個種屬，古人多有混用，黎族先民紡織所用應為海島棉，本文按下不表，仍以吉貝指代木棉。梳理至此，不免仍有兩點疑問：黎人為何鐘情木棉？木棉棉絮潔白，又何以織就斑斕之紋？
三國時期吳國人萬震在《南州異物志》(原書已佚，宋《太平御覽》有援引)中給出回答：“五色班布以(似)絲布，古(吉)貝木所作。此木熟時狀如鵝毳，中有核如珠玽，細過絲綿。人將用之，則治出其核，但紡不績，任意小抽(軸)相牽引，無有斷絕。欲為班布，則染之五色，織以為布，弱軟厚致�！�
從傳統(tǒng)中走來的黎錦，正煥發(fā)出時尚的氣息。 海南日報記者 袁琛 攝
可見，木棉的確是紡紗織布的上好材料。而在當時，瓊島黎人也已掌握染色技術，懂得“染之一色”。
到了唐代，瓊島黎人從事紡織生產時，更將提花織錦技術諳熟于心。唐代段公路《北戶錄》載：“瓊州出五色藤、合子書囊之類，花多織走獸飛禽，細于綿綺�！薄逗Ｄ鲜≈尽っ褡逯尽氛J為，“織走獸飛禽”是黎族棉紡織工藝中的一大特點，史籍所記應與瓊島黎人有密切關系。
從挈絲抽紗，到紡布染色，再到提花織繡，隨著工序與技藝的一步步完善，真正意義上的黎錦輪廓漸清。
千年榮光 屢放異彩
自春秋戰(zhàn)國“厥篚織貝”以來，黎族紡織品一直是歷朝貢單上的�？汀�
“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漢書·地理志》中的這段描述，說明當時海南島上的紡織技術已經十分發(fā)達，否則不會出現(xiàn)“民皆服布”的現(xiàn)象。如此背景下，這一地方名優(yōu)特產入貢可謂順理成章，《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便有記載：“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
從織貝到廣幅布，翻閱史料會發(fā)現(xiàn)，黎族紡織品的別名與種類遠不止于此。
“黎幕，出海南黎峒。黎人得中國錦彩，拆取色絲，間木棉挑織而成，每以四幅聯(lián)成一幕�！彼纬冻纱笤凇豆鸷Ｓ莺庵尽分刑峒暗睦枘慌c廣幅布極為相似，也與宋人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描寫的黎飾如出一轍：“海南所織，則多織品矣……間以五彩，異紋炳然，聯(lián)四幅可為幕者，名曰黎飾�！�
能讓諸多文人不吝贊美之詞，可見其名遠揚。據《宋會要輯稿》載，紹興三年(1133年)，一次上貢京師的9種紡織品中，海南島獨占吉貝布等5種。既被冠以“貢品”之譽，海南吉貝布在民間熱銷也是必然。紹興十一年，閩廣一帶輸入京師杭州的24種棉織品中，便同樣包括來自海南的吉貝布等織物。
至元代，海南吉貝布已行銷我國江淮、川蜀等多地，并憑借“茸密輕暖”的優(yōu)良性能為人們所青睞，以至于一時間人人爭相學習其紡織技藝。
技從何處學？元人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還原了這段歷史：“國初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于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
黃道婆自崖州采擷技藝而歸，推動我國棉紡織產業(yè)完成一場大變革。這一過程中，黎族紡織技藝又發(fā)揮了多大作用？
海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長黃友賢認為，當時的崖州地區(qū)是黎、漢人民混居，黃道婆很可能是向黎人學習了挈花等技藝，再結合漢人的織機設備進行改良加工。因此，黎族紡織技藝對于我國紡織技術革新所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
明代，黎族紡織業(yè)上承宋元傳統(tǒng)，并無重大變化。但有一個細節(jié)值得注意——明人顧岕在《海槎余錄》記載：“黎俗，四月晴霽時……徐徐轉鋤，種棉花，又曰貝花�！倍髡隆董偱_志》中又說：“棉花俗呼貝花，吉貝一名攀枝(木棉又名攀枝花)�！�
可見，被稱為貝花的這種棉花，并非此前黎胞常用的木棉，黎族紡織業(yè)似乎正歷經從吉貝到貝花的原料更替。這一推測并非空穴來風，今天，黎族地區(qū)用木棉作為原材料紡線織布的現(xiàn)象已不多見，僅有木棉樹種植數(shù)量較多的昌江等地仍傳承至今。
一如貝花在瓊島黎地的引種傳播，彼時，漢文化對黎族紡織業(yè)的影響也日漸顯現(xiàn)。
“黎人，女工紡織，得中國彩帛，拆取色絲和吉貝織花�！睋鞔_曰褧《咸賓錄》載，當時黎族織女會利用漢族彩色絲線在棉布上繡花刺字，而到了清代，黎族紡織品上已出現(xiàn)“福祿壽喜”“太極八卦”“八仙過�！钡葷h文化元素。
或許正是基于這種文化的交匯共融，黎族紡織業(yè)發(fā)展至最高峰。
“其出于瓊者，或以吳綾越錦，拆取色絲，間以鵝毳之綿，織成人物花鳥詩詞，名曰黎錦，濃麗可愛……布帛則攀枝吉貝，機杼精工，百卉千華，凌亂殷紅，稀疏爾暑，密斜弭風，蓋謂瓊布也�！睆那宄跚缶稄V東新語》中的這段描述可見，黎族紡織技藝當時已達到極高水平，而“黎錦”二字也終于從卷帙浩繁的古籍中款款走來。
民族史詩 無字有言
對黎錦文化苦心研究十數(shù)載的王海昌，始終記得發(fā)生在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那天，他在白沙黎族自治縣南開鄉(xiāng)采風時，一眼便相中了某戶村民家中的黎錦�？梢淮未蔚情T，對方始終不肯賣。見他不依不饒，那戶人家終于吐露實情：這套黎錦是家中阿婆結婚時穿的，人過世時是要“帶走的”。
幾年后，阿婆過世，果真就“帶走”了黎錦。
這段往事讓王海昌印象極深，更真真切切地讓他意識到：黎錦對于黎胞而言，其意義絕不止于衣被二字。
到訪海南省博物館海南少數(shù)民族非遺陳列展廳，細細端詳眼前的一件件黎錦，會發(fā)現(xiàn)它們的線條、色彩與圖案各不相同。也正是在不同元素千變萬化的排列組合中，每一件黎錦皆可演繹乾坤之大。
在《黎族織錦圖譜》一書中，王海昌共梳理出150多種織錦圖案紋樣，大體可概括為6種：植物圖案、動物圖案、人物圖案、景物圖案、文字圖案以及神話故事圖案。
“其中，人形紋是最常用的織錦圖案之一�！焙Ｄ鲜∶褡逖芯克L黃友賢認為，人形紋體現(xiàn)了黎族社會的祖先崇拜意愿，有祈望人丁興旺、人口繁衍的意味。
而當人形紋與其他圖案組合時，一幅幅黎族生產生活場景便鮮活展現(xiàn)：譬如與牛組合構成牛耕圖，與弓箭組合構成狩獵圖，與木臼組合構成舂米圖，與轎子組合構成婚禮圖，眾多人形紋組合則構成舞蹈圖。
一切藝術的產生，皆源于人類表現(xiàn)和交流情感的需要。黎胞將黎錦視作一種情感語言，經緯交織間不僅見自己、見祖先，也見天地、見眾生。
山川景物、日月星辰，花草樹木、蟲魚鳥獸，它們常常以波浪線、三角形、星形等簡潔抽象的寫意手段出現(xiàn)在黎錦上，洋溢著黎族先民樸素的生態(tài)哲學思想。盡管圖案構成往往只有寥寥幾筆，卻處處有巧思，比如通過加粗波浪線大山的崇高與壯美，將波浪線變細體現(xiàn)河流的蜿蜒與柔美，可見黎胞審美感知之敏銳、審美個性之靈動。
黎錦文化自成體系之余，五大黎語方言區(qū)卻又各有不同。
譬如，潤方言區(qū)的黎錦紋樣色彩最為鮮艷，賽方言區(qū)和美孚方言區(qū)黎錦筒裙的整體色調則相對灰暗、單一；在人形紋的運用上，哈方言區(qū)以大型人紋及叉腰人紋為主，杞方言以多個排列的小型人紋為主，與賽方言織錦人紋一樣帶有蛙的意味，潤方言區(qū)人紋以大型祖公紋、祖崇紋為主，美孚方言區(qū)則為抽象的人紋。
過去幾十年，在時代的變遷與傳承人群的日漸式微下，黎錦傳統(tǒng)紡染織繡技藝一度瀕臨滅絕。2009年10月，“黎族傳統(tǒng)紡染織繡技藝”被列入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首批“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從建設傳承場所到進行技藝培訓，從編制保護規(guī)劃到辦展交流宣傳……值得慶幸的是，人們從漸成系統(tǒng)的保護工作中可以看到，這門傳統(tǒng)技藝如今正被越來越多的公眾所認識、消費、欣賞，呈現(xiàn)出既傳統(tǒng)又時尚、既古老又新鮮的“腔調”。
